1927～1937年，近代中国的建筑学理论探索进入发展兴盛时期，出现了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潮。20世纪20年代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师是推动这次高潮出现的主要力量，其中包括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1924年，林徽因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并利用课余时间修完了建筑系的全部课程，1928年学成归国，开始致力于中国的建筑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建筑需要和新的建设任务使林徽因投身于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又一个高潮中，她在生命的最后六个年头参与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实践了她一生追求的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

　　1949年7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对国徽提出的具体设计要求是:“（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1］征集启事发表后，全国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以高度的热情参与，然而，在收到的国内及海外华侨的图徽应征图案900余幅中，几乎没有符合要求的。8月24日，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国徽评选委员会向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报告:“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1］（pp.276～277）

　　9月27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和国歌四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由于没有合适的国徽，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没能在城楼上悬挂代表新中国的标志，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赶在1950年的国庆节挂上国徽，全国政协决定分别组成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展开国徽设计竞赛。［2］

　　早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之前，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的林徽因就与助手莫宗江合作草拟了一幅国徽图案，后又汲取大家的意见改进为新图案。林徽因认为中国的国徽必须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征，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中华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避免像某些东欧国家一样成为苏联国徽的翻版。［3］林徽因和莫宗江经过约一个月的探索，并请时任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美术史教授王逊、雕塑学教授高庄及梁思成一同研究讨论，几经改进，终于在1949年10月23日完成国徽图案的早期设计，并提交了《拟制国徽图案说明》。这个国徽图案是“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下部的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采用金、玉、红三色。”［3］（pp.117～118）林徽因在国徽图案里尽量采用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将我国古代用以号召人民、象征国家团结统一的最隆重的礼器———玉璧作为国徽的基本图案，象征中华民族的团结、丰裕与和平，体现了她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同时，她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政权的新主题相融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为体现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国徽图案底部设计有金色齿轮，旁饰金色嘉禾。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红绶穿瑗成结象征革命人民大团结。这种把国徽和国旗联系在一起的创意，以及齿轮、嘉禾、红绶和玉璧的造型，被后来正式颁布的国徽所采用。

　　与此同时，以张仃、钟灵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也在积极进行国徽设计，先期设计出5个与全国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后来又设计出一个方案，把中间的图案由原来的标出中国国土的地球改为彩色的斜透视的。这些方案与林徽因等人设计的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一并送交政协一届五次常委会讨论。政协常委会对这几个方案均不满意，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表示肯定，因此决定以为主要内容之一设计国徽。次日，全国政协国徽评选委员会召开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图案，周恩来指定以林徽因、张仃分别负责的两个国徽设计图案为基础，重新设计国徽图案。

　　国徽设计的要求明确后，林徽因和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的成员们开始了紧张的设计。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小组成员分头准备。清华大学营建系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尤其是国徽中的设计，清华大学营建系拥有实测图。那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等人参加中国营造学社时对进行的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次测绘而绘制的实测图，能够满足国徽设计图案精确而合比例、宜于制作使用的需要。而美术家们所绘制的国徽图案中都是目测的，不合比例。林徽因认为，在国徽图案中采用图形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在中央提出要把形象放进国徽的意见之后，她首先想到利用的正投影来取代别家方案中的斜透视图，这样，从美术效果上看，一下子就使国徽图案有了一种与商标或纪念章全然不同的庄严感。［4］她还建议把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既能增加整体的开阔感，又使构图比较稳定。［5］

　　林徽因不仅是设计小组的领导者，也是小组设计思想的主要源泉。在反复研究了当时中央征集到的近千件国徽图稿之后，她高屋建瓴地提出“国徽”和“商标”的区别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从而使国徽设计的美术处理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应征的稿件中，有的设计明显模仿外国的国徽，特别是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诸国的国徽相似;有的设计花花绿绿，很不庄严;更有甚者与某些商品的商标图案十分相似。林徽因在设计小组展示了一些国家的“国徽”和一些商品的“商标”，通过分析比较，她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国徽”代表国家，包含政权，不是“商标”，不是一幅色彩写真画或一幅风景画;“商标”要符合宣传商品的要求，要有“商业气”。“国徽”要庄严稳重，又要富丽堂皇，要象征化、图案化、程式化;要具民族特色。图案要能够雕塑、做证章、做钢印和其他印章，便于印刷不走样。［1］（pp.278～279）林徽因还找了一些古代的铜镜、玉环、玉璧等工艺美术作品作为设计小组的参考资料，从中启发灵感。［6］

　　通过这次“国徽”与“商标”的分析讨论，大家提高了对国徽设计的认识，渐渐地明确了国徽图案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和创作思路。“国徽”和“商标”区别问题的讨论体现了林徽因深厚的中西文化艺术的根底和渊博的才学，也显示出她从分析实际事物出发，通过研究比较归纳为系统理论和应用法则的治学方法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

　　国徽图案的色彩问题也是设计小组热烈讨论的主题之一。图案设计如果太复杂，雕塑时就不易处理，而颜色如果太复杂，在制作技术上也会存在困难。林徽因始终主张:国徽应该放弃多色彩的图案结构，采用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传统喜爱的金红两色，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象征吉庆的颜色，用之于国徽的基本色，不仅富丽堂皇，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6］（pp.258～259）林徽因主张国徽采用金红两色，既是出于对制作问题的考虑，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国民间在佳节、祝寿、婚嫁喜庆的日子里，总喜欢挂满缀有金字的大红灯笼和大红绸幛，金色和红色是中国古典建筑中最常用的颜色。作为建筑师，在国徽图案中采用金红两色的建议，立即得到小组其他成员的赞成。

　　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人人动手画草图，绘制正式图，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不断讨论并归纳集中，设计思想越来越明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爱国之心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经常工作到深夜，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1950年6月17日，随着一幅定型的国徽图案的诞生，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起草了署名“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说明书》①，阐述了设计创意:“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在处理方法上，强调五星与在比例上的关系，是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强烈的新中国的印象，收到全面含义的效果。为了同一原因，用纯金色浮雕的手法处理，省略了烦琐的细节与色彩，使象征化，而更适合于国徽的体裁。红色描金，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兼有华丽与庄严的效果，采用作为国徽的色彩，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所爱好，并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1］（p.279）

　　1950年6月20日是确定最终方案的日子，林徽因和梁思成由于过度劳累都病倒了，由设计小组兼任秘书工作的朱畅中送审。周恩来主持审议国徽设计方案的会议，参加评选的方案是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经过一番讨论和比较，会议确定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设计方案。第二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召集国徽设计小组成员，根据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把麦稻穗设计得更为挺拔，以显示昂扬奋进的精神，并亲自对麦稻穗细部进行处理改进。6月23日，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林徽因被特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在的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并设计的国徽图案。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命令公布国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终于诞生了。

　　国徽的设计是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师生集体智慧和个人艺术才能的完美结合，凝聚着参加设计的每一位建筑师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热爱，更倾注了林徽因的智慧和心血。这是林徽因在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历程中的一次重大实践，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林徽因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参与的又一项重要工作，是她建筑人生的又一座丰碑。每当林徽因参与设计一个项目，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筑如何表现中国的民族形式。在国徽设计中她圆满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她又进行了一番坚持民族形式的艰苦努力。

　　1949年9月30日下午，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接着，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在收到的近180份方案中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类型:（1）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2）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3）用高耸矗立的碑形塔形，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至于艺术形式，有用中国传统形式的，有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现代”式的。［7］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各方面单位、团体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会同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于是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以碑的形式为主，还是以雕像的形式为主?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致主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应以碑的形式为主，以碑文为中心主题。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以雕像为主，前建筑群的和谐可能会被苏联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8］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外国不同，外国的纪念雕塑一般只是纪念一人、一事，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纪念战争以来跨越百年的无数人和事，这是任何群雕大师无论用具体或抽象的雕塑都难以构思和表达的。如果以文字和书法表达纪念内容的传统方式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既能简单明了地表达这一伟大内容，又符合中国传统民族形式，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林徽因曾直率地说:“任何雕像或群雕都不可能和亲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来亲题的碑文相比。”［4］（pp.170～171）经过多次讨论，都市计划委员会采用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建议的设计方案，即以碑为主，以碑文为主题。这是林徽因追求民族形式的又一次成功。

　　1952年5月，参加设计工作的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以下简称碑建会）委员。［8］（p.321）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林徽因不仅承担美术设计方面的任务，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成为整个设计小组的实际领导者，对于纪念碑的整体造型、结构都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当时作为碑建会主要负责人的梁思成工作十分繁忙，经常赴苏联访问，林徽因承担了设计小组的组织工作并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纪念碑小须弥碑座上的一系列花环浮雕。从总平面规划到装饰图案纹样，林徽因一张一张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唐代风格为蓝本，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章，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唐代雕塑吸收了南朝文化精致、细腻、华美的优点，又刚柔并济，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唐代雕塑代表着完满、和谐，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体系。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人文主义特点，因此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6］（p.272）

　　在选用装饰花环的花卉品种上，林徽因最初选用木棉花，咨询花卉专家后得知木棉并非中国原产，便放弃这一构想。［6］（p.273）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花作为高贵、纯洁和坚韧的象征。为了更好地完成设计，做出最完美的图案，林徽因画了数百张不同风格的草图;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建成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小须弥碑座采用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设计意见，小须弥碑座四周刻有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花图案组成的8个大花环浮雕，同大须弥碑座的8幅近代历史浮雕相互照应，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两大建筑设计。在众多的应征作品中，林徽因等主持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并最终被采用，这不仅是她及设计小组设计的成功，更是她长期追求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的硕果。无论是国徽的形制和图案，还是纪念碑的形式和中心主题，都可以使人鲜明地感觉到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魄。林徽因一生能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既是时代潮流的影响，也是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祖国的深切情怀使然。

　　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探索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潮，实质是弘扬中国建筑固有的民族风格和特色。作为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建筑师，林徽因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到这一高潮中。从20世纪30年代起，她和梁思成等人先后勘察了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的古建筑，走遍了中国近200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7］（p.195）林徽因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弱点，提出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结构技术结合中国建筑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令人更为满意的新建筑，以实现中国建筑的新发展。在林徽因看来，“建筑本是有民族特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新中国的建筑必须建立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同时又必须吸收外国的，尤其是苏联的先进经验，以满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众多而繁复的需求，真正地表现时代的新中国的精神。”［9］

　　1954年4月1日清晨，林徽因未及见到她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广场上矗立起来就与世长辞了，终年51岁。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林徽因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建会决定将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环刻样移作她的墓碑。墓体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由莫宗江用中国营造学社特有的字体勾画出“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出她一生的追求和探索。

　　［1］陈学勇:《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6页。 ［2］马全洲、周凯军:《国旗·国徽·国歌的故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3］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4］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7］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8］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9］梁思成、林徽因:《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新观察》1952年9月第16期，

　　转引自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